【吴承学说文体】 “文体”与“得体"

编者按：“中国文体”微信平台即日起将推出“吴承学说文体”专栏，集中刊载吴承学教授多年来研治中国文体学所取得的心得与感悟。所选文章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该领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，颇具学术价值，值得品读。

文/吴承学

最近遇到一件颇感为难的事。我校英文主页改版，需要各研究机构提供英文名称。我负责一个叫“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”的研究机构，当然也要提供英文名称。但是，请教了许多专家，包括中英文教授，都觉得困难，因为没有哪一个英语单词可以和“文体”一词对译。后来，有关部门另请专家翻译，把“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”翻译成：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Literary Forms, Sun Yat-sen University。不过，中国古代文体固然与“Literary Forms”密切相关，但这只是其中之一义而已。把“文体”翻译成“Literary Forms”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了。这又让我想起前两年，我有一本叫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》的专著，入选首批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”，书名也需要英译。当时请教了一位海外汉学家，他看了书中所解释的“文体”内涵之后，把该书翻译成Studies on the Genres, Styles, and Form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。我不知道外国学者看了这个题目，是否会感到难以理解或茫然无际。

中国古代“文体”之难译或者“抗译性”也许正是它的特殊性所致。在英语中，并没有一个和中国古代“文体”完全对应的词。西方的文体学（stylistics）是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文学内容和写作风格的一门学科。与西方文体学相比，中国文体学的独特性是相当显著的。在学术研究中，研究对象的魅力往往就在其特殊性。从词源学的角度看，中国古代文体的“体”字，原是人的首、身、手、足的总称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体，总十二属也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认为十二属即顶、面、颐、肩、脊、尻、肱、擘、手、股、胫、足。《释名•释形体》曰：“体，第也；骨肉、毛血、表里、大小相次第也。”文体之“体”，应该与人之躯体之义有关系，或者是说，是借人体来暗喻文体。明代沈君烈《文体》说：“文之有体，即犹人之有体也。”文体如人体，是文之精神的载体，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吴曾祺《涵芬楼文谈》“辨体”：“作文之法，首在辨体。人之一身，目主视而耳主听；手职持而足职行。数者不能相假，惟文亦然。固有精语名言，而不足以为吾文之重者，体敝故也。”也是以人体与文体相喻。

这个由人体引申出来的“体”具有虚实的多义性。文体之义，最常见是两种含义：一是体裁，它就像人的身体骨架，是实在的、形而下的；一是体貌，如人的总体风貌，它是虚的，形而上的。

先说体裁或文体类别之“体”。《文心雕龙》自《明诗》至《书记》20篇“论文叙笔”，重点讨论了诗、赋、颂、赞、盟、誓等30多种主要文章体裁。古代的许多文集也是按文体类别来编纂的，如《文选》以“文体编次”，选录近40种文体。此后，许多文章总集、别集皆以体编次，而且踵事增华，愈加细密。如明代吴讷《文章辨体》收文体近60种、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收127种、黄佐《六艺流别》收150多种、贺复徴《文章辨体汇选》收130多种。

再说体貌之“体”，它相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“风格”。“体”可称某一类文体的风格。如《文赋》指出10种文体的不同，“体有万殊，物无一量”；《文心雕龙•体性》：“若总其归涂，则数穷八体，一曰典雅，二曰远奥，三曰精约，四曰显附，五曰繁缛，六曰壮丽，七曰新奇，八曰轻靡。”这“八体”就是八种风格类型。胡应麟在《诗薮》外编卷1里也说：“诗与文体迥然不类，文尚典实，诗尚清空；诗主风神，文先道理。”指出诗与文的整体风貌之异。“体”可称具体作家的风格。如《沧浪诗话•诗体》中之苏李体、曹刘体、陶体、谢体、徐庾体、沈宋体、陈拾遗体、东坡体、山谷体、后山体、王荆公体、邵康节体、陈简斋体、杨诚斋体,等等。“体”可称某一历史时期文章的总体风貌特色。如《沧浪诗话•诗体》中之建安体、黄初体、正始体、太康体、元嘉体、永明体、盛唐体、元和体、元祐体等。李东阳《怀麓堂诗话》：“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诗，各自为体。” “体”也可称风格类型或流派。如建安体、西昆体、四灵体,等等。

文章的体裁和体貌是“文体”最基本的含义，由此又引申出不少相关的文体内涵。其中最重要的是“大体”、“体要”，即文体内在质的规定性，如《文心雕龙》自《明诗》到《书记》在每篇终篇之处往往综合概括所论文体，如《明诗》：“若夫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”；《铨赋》：“丽词雅义，符采相胜……此立赋之大体也”；《颂赞》：“原夫颂惟典懿，辞必清铄……其大体所厎，如斯而已”，等等。符合文章之“大体”的谓之“得体”，谓之“本色”、“当行”。胡应麟说：“文章自有体裁，凡为某体，务须寻其本色，庶几当行。”反之谓之“别调”或者“失体”。

“体”又可以指作品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，如薛雪《一瓢诗话》说：“格有品格之格，体格之格。体格，一定之章程；品格，自然之高迈。”胡应麟《诗薮》内编卷5说：“作诗大要不过二端：体格声调、兴象风神而已。体格声调有则可循，兴象风神无方可执。”薛雪与胡应麟所说的“体格”大略指的是能够承载不同文体的功能、主题与风格等要求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。

“体”可以指作品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，如刘祁说：“文章各有体，本不可相犯。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，当以奇异自强。四六宜用前人成语，复不宜生涩求异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，诗句不宜用散文言，律赋不宜犯散文言，散文不宜犯律赋语，皆判然各异。如杂用之，非惟失体，且梗目难通。”（《归潜志》卷12）李东阳也说：“言之成章者为文，文之成声者则为诗。诗与文同谓之言，亦各有体，而不相乱。”（《匏翁家藏集序》）这里所谓“有体”与“失体”之“体”，是指不同体裁所应有的具体可辨的语言特征与系统。

“体”又可指文章或文学之本体、本质。《颜氏家训•文章》：“文章之体，标举兴会，发引性灵，使人矜伐，故忽于持操，果于进取。” “文章之体”指的是文章的本质，在于发引性灵，也带来一些毛病。又如明代范应宾的《文章缘起注•题辞》：“由两汉而还，文之体未尝变，而文渐以靡。诗则《三百篇》变而《骚》，《骚》变而赋，赋变而乐府，而歌行，而律，而绝，日新月盛，互为用而各不相袭。此何以故？则安在斤斤沿体为！体者法也，所以法非体也。离法非法，合法亦非法，若离若合，政其妙处不传，而实未尝不传。《易》曰：‘拟议以成其变化。’不有体，何以拟议？不知体之所从出，何以为体，而极之于无所不变。”范应宾认为，“文之体”即文章的本体、本质“未尝变”，是永恒不变的，但具体的文章体裁则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，如诗而变为骚，骚而变为赋，赋而变为乐府等。

由此看来，中国古代的“文体”概念的内涵是相当丰富、复杂的，在不同语境中，可以有不同理解。所以，要谈“文体”的内涵，首先确定其具体的语境，不能过于执着。

中国人凡事都讲究“得体”，说话要“得体”，办事要“得体”。这可能与中国古代的礼仪传统相关。从词源学看，“体”（體）与“礼”（禮）是密不可分的。《礼记•礼器》说：“礼也者，犹体也。体不备，君子谓之不成人。”明确指出“礼”与“体”的相似性与相关性。汉代刘熙《释名•释言语》又说：“礼，体也，得事体也”，直接认同“礼”与“体”的一致性。从礼学的角度看，“得事体”就是“礼”。所谓“得体”，就是在具体而特定的语境中合适的表达和反应。语境在不断变化，表达也就随着变化。同一件事，在这个场合做是得体的，在另外场合就不得体了。就像穿着正装去游泳和身着泳装去开会，都会被视为痴癫之人。何故？就是因为“不得体”。

礼学强调“得事体”，同理，文章学强调得“文体”。古人对文章写作极为重视是否“得体”，这是文体学的核心问题。“文体”就是中国文章写作的特定语境。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都特别讲究“文体”。比如说：“文章以体制为先，精工次之”（《玉海》卷202引倪正父语）、“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，警策为后”（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）、“文莫先于辨体”（吴讷《文章辨体•凡例》）。这些都是说在创作中“辨体”是最基本的，也是首要的原则。“辨体”的目的，就在于“得体”。

何谓“得体”？就是在具体的文体语境中恰当的表达。所以研究“文体”不但要研究语言形式，还要研究“文体”的表现对象和运用的语境、文体的规范等文章的“大体”问题。文章的“大体”是怎么形成？它是文章的表达对象、运用场合、文体功用、语言形式等因素综合构成的，文体的规范与传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，这是一种无形的法则，是读者的阅读期待与阅读习惯，并以之作为衡量标准。实用性强的文体其“大体”比较容易理解、比较一致也比较固定。非实用性的文体体制则更多的是出于人们的审美趣味和理想，所以往往因时而变。比如，曹丕《典论•论文》说：“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”铭、诔是用于纪念和追悼死者的实用性比较强的文体，所以其“尚实”的文体特征是比较稳定的。而诗、赋的表现内容与方式各种各样，所以其大体也就非常复杂，实在难以用“丽”来概括。不过，“诗赋欲丽”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，即诗赋需要文采、骈俪与用典。比如陆机《文赋》也说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”，“绮靡”和“浏亮”其实也有“丽”的意思。后来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念变化了，诗赋文体的观念也随着变化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中国古代的“辨体”批评，其深层处反映了中国古人审美趣味的集体性与时代性。

通俗地说，讲究“辨体”就是诗要像诗，词要像词，曲要像曲，记是记，传是传，论是论，议是议。这只是大致而言，更细致、更具体地说，七言诗与五言诗体制不同，七言律诗与七言古诗体制不同，长调词与小词也不同体。每种文体的体制都是在长期创作过程中约定俗成而形成的，按这种规范，则是尊体和得体。传统是对以往知识的认同与积淀、尊重与传承，未必有多少道理可讲。比如宋人批评苏轼“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，“极天下之工”本身不是很好吗，为什么要受到批评呢？又如宋人批评秦观的诗“如时女步春，终伤婉弱”（《臞翁诗评》），“时女步春”是很美的形象，时女当然“婉弱”，婉弱也是一种美啊，为什么诗一“婉弱”就不好呢？元好问评秦观诗是“女郞诗”。“女郞诗”又有何不好呢？假如我们不是把这些评语放到中国古代文体学传统的背景下，是不好理解的。其实，宋人对于苏轼词和秦观诗的批评主要是“少游（秦观）诗似小词，先生（苏轼）小词似诗”（《王直方诗话》）。那是出于传统诗词文体学的观念来评价苏词秦诗的，觉得都不本色。按传统文体学观念，诗与词的分界是很明确的，也是严格的。形象地说，“词之为体如美人，而诗则壮士也”（《西圃诗话》），苏轼诗壮美，当然是得体的，但他把词写成壮士就不本色了，秦观词当然是本色，但他把诗变成美人，便不得体了。当然，苏词内涵非常丰富，并非“豪放词”或“壮士词”所能概括的，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以上说法。但对于古人，理解比评判往往更为重要。不过，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价值评价中，“壮士词”与“美人诗”虽然都不本色，但前者的价值和影响要比后者高得多。这种有趣的现象涉及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另一个问题，这可参考拙著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》第七章“文体品位与破体为文之通例”，此不详说。

今人也许觉得中国古代这样重视文体是不是过于保守拘束，从而影响创作呢？其实，尊体传统之形成是有其道理的。重视文体本色与文体之别，其本意正在于认识和追求文体的多样性。曹丕说文章“本同而末异”，这个“异”，就是文体的差异性。如果没有这个“末异”，所有文章只剩下“本同”了，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单调啊。试想，如果诗、词、曲、赋写出来在文体上都没有什么差异，那需要那么多文体做什么呢？千人一面，可憎可厌；千文一体，亦同此弊。“人之有体”与“文之有体”是同样重要的。作家的个性与文体的个性错综而行，才真正显出文坛的千姿百态、万紫千红来。当然，中国古代文体学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史，交织着“辨体”与“破体”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，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上互相挑战、互相论争与补充，相辅相承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。

今人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，需回到中国古代文体学语境，对之持一种尊重和理解的通达态度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，“定体则无，大体须有”（王若虚《文辨》）。文体虽然没有绝对的、一成不变的体制，也存在别体与变体，但必须有相对的总体体制 ，如果没有“大体”，那么也就会取消文体的个性，文体之间的区别被泯灭了，实际上文体也就不存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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